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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行医记

孙幼芳
2014-09-19 13:38:12 | 来源:健康报网 | 分享

    苦读医学寒窗6载

    1952年秋,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被统一分配去西藏工作。当年我们只知道西藏是边疆,到底在何方?那里情况如何?我是一无所知。既然思想改造时,表过态服从组织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不再犹豫,要勇敢地积极投入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去。
    1953年初春3月,正值草木复苏之际,我离开学校,带着简单的行囊,怀着依依不舍之情走向校门。从教学楼二楼阳台传来一片呼喊“孙幼芳去西藏一路平安”,我转过头望去,眼泪已模糊双眼,看不清他们的脸,只向他们摇手道别,迈出校门后已泪流满面。我留恋教授给我知识,母校敬爱的老师们,还有相聚一堂学习的同学们,特别是同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们。临别在照相馆,我和许心如、刘思钦、陈德永同学照相留念,我还和夏经、王宗全、陈慧华同学照相留念。同学间互助互学,如友如师,相聚六年友情深,惜时光匆匆,毕业服从统一分配后,大家愉快奔赴祖国各地,在各自单位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北去列车从上海载我到北京,中央卫生部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30岁模样的干部,对我简单介绍了一些西藏卫生工作情况,也说了些鼓励的话。他承诺说:“你去三年,就把你换回内地,回来后随便你选好地方、好医院。”多美好的前途,值得去拼搏啊!最后,他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到重庆的中央赴藏卫生工作队报到。当天晚上,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旅馆住宿时,一个警察来查店,知道我是被统一分配去西藏工作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我去西藏的壮举大加赞赏。我也从中感到自豪和肩负的责任感。
    我去重庆与部分队员汇合,途经武汉。到武汉同济医学院时,见到53届的同学,不知是谁安排的,要让我在他们班上谈自己服从分配去西藏的心得。一向胆小、不善言辞的我,此时居然有了勇气面对全班学生畅谈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到祖国边疆建设西藏的豪情。

    卫生队
     我拿着中央卫生部的介绍信到重庆西南卫生部报到,等待其他省地分到西藏工作的医护人员。后来接卫生部通知,要我们几个在重庆待命的队友去成都聚齐。那时我的组织纪律性特强,我已身在重庆自己的家门口,很想去看我多年思念未见的妈妈和姐姐、弟弟等家人,但我控制了个人意愿,不请假,最后还是姐姐带着一些物品来驻地看我。亲人相见,喜极之情难以言表。事后我也有过自责,错失回家见老妈的难得机会。
到成都初见两个队长,经互相自我介绍,得知王德祥队长是东北人,30岁左右,是沈阳医大医院的皮肤科住任,王传文队长是北京人,29岁,是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他们都还是年轻人,却要带领60多人的医务工作者队伍,奔赴遥远又路途艰险的西藏高原。沿途既要管全队人马的粮草、食宿、人身安全,还要时时关爱情绪易波动的小队员们,及时给予疏导安慰,真是很不容易。当然还有青年团组织的作用。我还得知队友中,还有北京同仁医院来的陈家彝眼科主治医生、北京医学院刚毕业的牙科医生王淑贵、牙科技师刘国宾、沈阳医大儿科住院医生谢成范,以及上海二医刚毕业的儿科医生余德仿和妇产科医生蒋英(他俩是新婚夫妇)。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妇产科医生吴昆。其他的都是从成都和宜宾卫校刚毕业分配来的医士和护士,最小的一名护士才16岁,大的也不过18岁,稚气未脱,天真可爱。
    进藏前,我们这支来自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热河、贵阳、四川组成的中央赴藏卫生工作队,是一个年轻、活泼、友爱、团结的集体。为了进藏途中互助照顾的方便,我们按年纪大小和男女搭配,分成五组,各有任务,在队长的安排下有序进行着。后勤工作分配给几名体格健壮的男医生和男护士,其中就有我班吴昆同学。文化娱乐活动由两位医生负责,队医是我和余德仿,队护是两个很懂事又很美丽可爱的成都女孩。我们四人立即开始工作,准备药箱,内装几种常用药品,临时解决头痛脑热、腹痛腹泻,以及处理外伤的红药水、酒精棉签、纱布等,还备有一个血压计,就是这么简单。
    事先我还准备了衣物和几本书,上级通知大家,每人只能带20斤,除了发给的解放军的全套棉衣、马被套、被褥、军壶、墨镜外,只能按余下的重量携带必须的书和衣物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待命令出发。

    进藏路线
    我们进藏是走川藏路,起点成都,终点拉萨。当时川藏公路只筑到昌都,再向前至拉萨的路还未全线修通,因此我们从成都到昌都有汽车坐,从昌都到拉萨的就只能徒步行军。全程所经过的雪山、峡谷和地方,大致如下:成都至昌都,主要经由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其中经过的几座大山有二郎山(海拔3437米)、折多山(4000米)、雀儿山(5050米,主峰5158米)。徒步行军昌都-拉萨段很多地方,因雪域高原辽阔无人烟尚未开发,走过的地方虽然多,很多不知其名。
    1953年5月我们卫生工作队从成都出发。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妈妈”,悲壮的歌声回荡在成都市上空,西南军区的敞篷卡车运载我们工作队出发了。队员们激情昂扬,不停地唱,我仿佛感受到几分荆轲刺秦王故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我们这些热血澎拜的儿女们,拋舍个人亲情、友谊、爱情,不顾生命安危,响应党的召唤,为开创西藏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是多么自豪的壮举啊!
    车轮滚滚向前,离成都越来越远,疲乏的队员们有的逐渐闭目安静假寐,车厢内一片寂静。傍晚到了雅安,这个汉藏混居的小县是个茶马交易集散地,距离成都115公里,是进入西藏的门户。我们住宿在一个兵站,空气中弥散着浓郁的羊肉羶气,房门挂着蓝红花边布,略显油腻的厚棉门帘,顿时让我这个从繁华精致生活大城市来的人感受到纯朴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第二天我们继续坐车向西前行,从雅安到泸定39公里,见到泸定桥下大渡河水这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著名的抢渡泸定铁索桥。我们在康定留宿间隙,经人指点,远远见一个平顶山头,这就是康定情歌中的跑马溜溜的山,,据说李家大姐和张家大哥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成都至昌都的大山

    二郎山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这是《歌唱二郎山》的歌词。
    二郎山,是川藏路要经过的第一道咽喉大山,山势陡峭,公路是在山腰中修筑而成,弯多路窄,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邃峡谷,谷底奔腾着咆哮的大渡河。驾驶员叮嘱我们,车行驶上山时,不要在车上移动,静静坐在车厢内两边,以防翻车,虽然山上云雾缭绕,绿树葱葱,美景如画,我们却无心欣赏,都很紧张地服从命令,也为驾驶员捏把汗。弯弯曲曲狹窄的盘山公路,不时有石头从山上滚下,车子走走停停。一路上,我们还看到悬崖下面有翻落的汽车残骸。驾驶员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翻越过山顶,更难的是下山路,要用铁链将车轮包住,以防车在转弯时,因惯性作用冲下悬崖,这真让我们提心吊胆,只能屏气凝神、默默为辛苦的驾驶员加油。感谢他终于载着我们,翻越过了这座入藏的第一座大山。

    折多山
    5月26日,汽车载着我们翻越进藏路中的第二座大山—折多山,它是四川西部甘孜自州境内的大山,和二郎山同属横断山脉,都是由南向北走向,横挡东西要道,因有大渡河经过,在高山峡谷间形成很多弯曲,折多即弯曲之意故名折多山。汽车行进中,我望见前方大山脚下,由下而上的盘山公路,真像一条黄腰带,一直伸向山头。
我们的汽车一弯拐一弯地也不断盘旋往上爬行,有句谚语:“吓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大家安静地随车摇晃着上山,山上空气稀薄,已有好几个队员出现脸色口唇青紫、头疼、心悸、恶心等缺氧症状。我和余德仿医生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后,认为是由于高山反应加上汽车的摇晃,出现这些症状,等到山下后就会减轻,不需要处理。即使要处理,也无非是给予晕海宁,说些安慰的话。其实每个队员都有充分的不怕苦、不叫苦、不怕累的思想准备,因此我们医护的工作就很少。

    雀儿山
    汽车翻越雀儿山,这是进藏公路上最高的一座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非常寒冷,寒风刺骨,我们穿上军大衣仍瑟瑟发抖,呼吸更困难,脸色口唇青紫。大家默默忍耐着。18军筑路部队形容:“提起雀儿山,自古无人烟,飞鸟难越过,终年雪不断”,“遥望雀儿山,伸手能摸天,沟深峻岭多,断崖峭壁连”,可以想象到筑路战士们的艰险。

    到甘孜
    我们到达甘孜兵站,队长决定在此住宿,于是大家将马搭套从车上搬到屋里铺在地上。
    但我在甘孜下车后,突感头晕、头痛、恶心,站不住。我立即就地坐下,经服药缓解后,还要坚持自己担负的队医责任。此时也有一些队员出现缺氧征状,我们医护4人便开始给他们服药。那时药品无非就是带来的晕海宁、APC、颠茄片、阿托品、黄连素、呋喃旦叮等类药。多谢老天相助,经过一夜的休息,年轻的队员们都恢复了健康,省了我这个队医的担心。

    在昌都休整
    6月6日,我们到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因为从昌都到拉萨还有千多里公路尚未通车,我们必须以步行及以马代车来完成到拉萨的任务,这对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知识份子是严峻的考验。为了更进一步作好思想和体力准备,领导决定全队留昌都,加强体力和徒步行军的生活锻炼,以适应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生存能力。这期间,我们要学会高原上爬山、骑马、生火(拾干牛粪和树枝)煮饭、搭帐篷,同时还要学藏语、学少数民族政策、`财经记律、统战宣传……每天清晨,我们在昌都西面荆棘满布的峭山石坡上,训练上山,下山,再上去,再下来;训练骑上马下马、扎栓马肚套、放马鞍、牵缰绳、驱马走停等;还参加生产劳动、挑水挑粪、挖地种菜……总之,一切都是为下一步徒步行军作好充分准备。
七一党的纪念会,全队参加了18军部队和筑路工人的集会。昌都军区5号首长陈明义鼓励我们说:“你们三门生(即家门、校门、单位门)进藏行军是艰苦的,但这是黄金难买的一课,可以从中得到锻炼,一定要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要充分认识建设西藏是党的长期任务……”

    昌都至拉萨徒步行
    昌都到拉萨路线有三条,南路、中路、北路。我们徒步走的是藏北高原路线,从昌都-丁青-沙丁-边坝-嘉黎-墨竹工卡-太召-拉萨。途中要翻越丹达山(海拔6000多米)、东大雪山、西大雪山、大喇嘛山、死人山、死马山,还有1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无名高山。这些山统称雪山,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秋冬春有时大雪封山,人马不能行路,只有盛夏时虽有雪也能行。还要渡过澜沧江、怒江、无数的急流冰河,并且要绕湖泊,走过“无人区”的丁青荒山野岭地。这是一条古茶马驿道,曾是唐朝文成公主嫁西藏吐蕃松赞干布时从长安(即西安)走过的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1951年7月25日,18军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王其美(副政委)先后分别带领解放军进藏部队走过这条路,每个战士负重70多斤,最多的100多斤,人背马驮武器和物资,在空气稀薄缺氧、气候恶劣多变的雪域高原上长途跋涉,险象环生。我们最终胜利地与行军到拉萨的西北进藏部队、进入察隅的云南进藏部队、进入阿里的新疆进藏部队进驻西藏全境,这被称为自人类有史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最艰苦的、最寂寞的两次大行军。
    1953年4月,我们这支中央赴藏卫生工作队地方兵就是踏着18军进藏的这条路线,徒步行军到拉萨。
    7月8日晨,离开昌都出发前,我们每一两个人分一匹马或骡子,每个人的干粮袋里装2~3包压缩饼干,整装集合。队长告诉大家:当前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势力还嚣张,坏人造谣破坏汉藏团结,路上也常有土匪横行,让我们注意路上安全。昌都军区为了卫生队的安全,派了一排骑兵战士护送向导,还雇佣了几名藏族老乡带领一支骡马帮,驮运帐篷、炊具、粮食、马料和银元。听完队长讲话,我们知道即将踏上的征程将面临一场严峻考验,但大家都意气风发、坚定不移。出发命令一响,随即大队人马离开昌都。
    徒步行走不久,地势也越来越高,连绵不断的巍峨雄伟高山一个接一个耸立在我们面前,却挡不住我们前行的路。

    翻越丹达山
    丹达山海拔6000多米,是一座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大雪山,也是从昌都进藏的第一座地势险峻的高山。山上终年冰雪覆盖,气候恶劣。从山麓仰望,山顶高入云霄,几乎与天融为一体,山中云雾缭绕。我伫立在这高山面前,不由想起读过的两句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据记载,这里真有“丹达山神”一说:在丹达山麓有个丹达塘小村,村旁有座年代久远的破旧小庙,供奉的“神仙”是清朝一个汉人押送粮饷官员,翻越此山时不幸殉职,清皇帝嘉封,让工匠在此山麓给他修建了此庙。以后有人在翻越此山时,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能平安翻过这个地形险、气候恶劣的大雪山,都要先上香叩拜,不拜祭立即遭遇冰雹。在宗教浓厚的藏区,这样相信显灵的思想是很自然的。高原上特有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给人们神秘感,以致有人说:丹达山是山中之最,是挑战生命极限的山。
记得翻越丹达山那天,我们在前一天就赶到山脚下,搭帐篷宿营,做好第二天爬山准备。骑兵排长告诉王队长,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大队人马要出发上山,必须在中午12点前到达顶峰,翻过山口。因为一过中午,山上气候就会突变,有狂风雨雪冰雹,会危及人马生命安全。
    根据高山气候变化这一规律,我们当天凌晨3点整装,背上行军水壶和干粮袋,戴好防雪盲的深绿色墨镜,牵着自己的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索前行。并要求大家不能发出声音,不许有灯光,以防马匹受惊发生意外;还要防止这一带频繁出没的土匪。在寂静的山谷中,只听见马蹄嗒嗒声和队伍的脚步声。老马识途,一步也不错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其实,雪茫茫的山哪里有路?踩在我们脚下的乱石荆棘雪地就是路。上山时为了爱护马匹,我们大家都自觉不骑马,只牵着它前行,队里传着这样的逗乐话:“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平地有马骑”。往上爬了一段路后,大部份队员已气喘吁吁,脸和口唇青紫,腿软走不动了,有的就拉着马尾巴向上爬,我也拉着我的骡马尾巴,让它带着我往山顶爬去。与其说是我还拉着马尾爬山,不如说是老马拖着我。我的手脚完全无力,匍匐在雪地上,真想躺在雪山上多待一会。
    天色微亮时,往下看去一座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已在我们脚下,仰望山顶,还有几百米,也是最艰苦的最挑战生命极限的距离。一般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就会出现缺氧症状,此时我们已快接近海拔6000米了。两个队员的缺氧症状最重,但大家都在默默坚持着,忍受呼吸困难、头疼心跳、剧烈恶心、全身乏力等症状,和同样气喘吁吁的老马,拼命努力向山顶攀爬。山顶狂风已起,刻不容缓,需赶快翻过山口下山。最后,大家每爬一步都要竭尽全身力气,人和马终于缓慢到达雪山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个队员已脸唇重度紫绀,四肢抽搐,深昏迷,严重高山缺氧,另一个队员也昏迷不醒。这真让人着急,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和队长商量决定,在无氧气和担架的情况下,选几个身体好的男队员,将她二人背越山口,赶快到山下氧气较充足的地方。多个男队员自告奋勇,轮流将她们二人背下山。我是队医,有责任跟随病人下山。
    可是翻越山口后,下山路更难行,山岭陡峭,巨石嶙峋,积雪没膝,踏平雪后变成的冰路很滑,山崖下又是深不见底的山谷,稍不注意,就有人马跌落下深谷的危险。大家互相扶住,小心翼翼一步换一步,左右两旁扶着背病人的同志,向下慢慢滑行。到山下后,病人才慢慢苏醒。
这是一场人和自然界抢夺生命的博弈,每个队员在无任何登山装备的条件下,攀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丹达山,可说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途中险象环生
   行军途中大家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渴了喝冰水,饥了吃干粮,这些都不算什么困难。作为队医的我,对几件意外事记忆尤深。
    队里有个年龄16岁的队员,大家都亲热地叫她“拖拖”,当大家正爬行在大雪山半腰时,不知什么原因,她骑马上山时被马摔下了山坡。我们都惊愕不已,朝山下看,只见她被卡在一棵树丫上,动弹不得,骑兵排长立即下去营救,慢慢将她拖上山腰。她后怕得哭泣起来,经检查除了皮肤擦伤外,并无其他内伤,给予抹红药水处理,大家都安慰她,为她擦干眼泪,护着她前行。
    还有一次我们横渡怒江的一条支流冰河时,因水流湍急,水深到马的腹部,有的马不肯下到河里,骑兵战士就用鞭子抽它们。我们在骑兵战士的指挥和帮助下,骑在马背上,排着队有序地小心渡河,可是偏偏一个队员的马走到河中间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一同掉入河中,湍急江水将她和马顺流冲远。大家被吓坏了,瞬间几个战士就奋不顾身下河营救,幸好她会游泳,挣扎游出水面得到战士的救助,马也被拖上岸。女队员们立刻围着圈,让他换上干衣服,给她披上棉军大衣,大家赞扬她很勇敢,也感谢骑兵们。我们全队耗费了几个小时,才渡过这条河。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马受惊奔跑的险情。那是在一片较平的地上,大家都在缓慢前行时,也不知何因,我的马突然跑起来,冲出队伍,顿时大家惊叫起来,我怕摔下马,紧踏着马镫,牢牢地抓住缰绳,马仰起头跑得更快了,为了不被马甩下,我只好让它奔跑,大约奔跑了300米后,骑兵排长快马加鞭飞驰而来,将我的跑马缰绳牢牢抓住。再一看,前面就是一条河了,跑到河边的马才慢慢停蹄,总算化险为夷。
    宿营生活
   汽车从成都到昌都的公路上,沿途都有兵站。兵站能供给进藏部队人员的食宿,条件虽然差,但经过一天行军的饥渴和疲乏,能有个挡风雨、避雪雹的地方,就如同住进宫殿那样舒适喜悦。能喝上热水顿觉温暖,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热米饭或一个热馒头、一盘咸菜或萝卜,觉得比燕窝鲍翅、山珍海味还香甜。
可是从昌都到拉萨的徒步行军途中,没有公路,没有兵站,极目远眺,尽是茫茫雪山,很少见到缭缭炊烟。没有提供食宿的地方,我们就只能自力更生了。
    我们每天行军,一般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吃早饭,饭后天还未亮,就装上装有冰冷馒头或糌粑面粉的干粮袋,背上一军壶烧不开的热水,带着防雪盲的深色墨镜,开始爬山。途中饿了就啃冷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冷水,不停歇地连行走带攀爬大约行走10多个小时。 在午后3点钟,选择山腰的一处平坡,或在山麓安营扎寨休息。这是一天中能做一顿饭、填饱肚子补充能量、恢复体力的唯一时机,也是大家最自由、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候。男队员忙着搭帐篷和架锅灶。搭时将帐篷四周的绳拉紧,撑开帐篷后,再用铁钉将绳牢牢固定在地上,并用石块将帐篷四周压住,以防大风吹垮帐篷。为了防雨水和虫兽进入帐篷内,还必须在帐篷的四周挖沟,才算“杰作”完成。
晚上每个帐篷里,女队员睡里面,受到睡在外围男队员们的保护。这是在同甘共苦的路途中凝集成的兄弟姐妹般的纯洁感情,大家淡化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意识,互相帮助。有时女队员也帮男士们钉钮扣、缝衣服,小队员们还喜欢互相开玩笑,取绰号如大哥、二姐、么妹、小女婿等。
    小女婿绰号倒是取得名符其实。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现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一对新婚夫妇,女的名叫蒋英,是妇产科大夫,长得健壮,男的就是儿科大夫余德仿,和我同是队医,瘦弱矮小。他们是蛮亲密的一对,大家都很喜欢他们。小队员开玩笑,叫余德仿为小女婿,他也不生气。到拉萨后,他们夫妇俩被分配到日喀則人民医。    蒋英的先进事迹曾登载于当年的《健康报》)。
    我们住在帐篷里,虽可避雪雨冰雹,但单薄的被褥铺在冰雪地上,夜寒风狂,常吹得帐篷东倒西歪,大家冷得难入眠,于是挤在一起,靠集体的体温,互相温暖着入睡。
    有好多次我第二天凌晨醒来,全身关节酸痛,腰直不起来,但还得默默忍住不敢声张。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环境,有着同样的感受,全靠着精神力量支持着,挑战自我。让我感到非常庆幸的是,我至今身体还不错,未被风湿关节炎病魔缠住,最终还能“站如钟,行如风”,稳步前进。
    那时,午后时分,每到宿营地,女队员拾柴火,拾干牛粪。有趣的是,我初见队里马帮的藏族民工,搭好灶,放入牛粪,拉羊皮风筒鼓风,吹得牛粪很快燃烧起来,觉得很好奇,怎么做饭用臭牛粪当柴火?殊不知,牛粪在西藏的燃料中是家家户户最常用的,可以就地取材,也容易燃烧,烧时并无臭味。因牛粪全是草,我才明白为何一些藏房墙壁上,贴满如烧饼大小圆形深绿色的东西,原来是晒的牛粪以作燃料。来我们也仿效,每到宿营地,就注意寻找牛粪,也取雪融化成水,烧水煮饭。
    由于高原气压低,摄氏70~80度煮出的总是夹生饭。但这样的夹生饭配上罐头肉咸菜,却是行军一天中罕有的一顿丰盛宴餐,大家饥不择食。这总比从凌晨到下午行军途中饥肠辘辘时,只啃冰冻馒头干粮和饮冰水要好得多。
刚开始吃酥油做的菜时,那一股哈喇刺鼻怪味,十分让人恶心,但不吃就得饿肚受罪、体力不支,不得不免强屏着呼吸咽下。在那艰苦路途条件下,这已是最好的伙食,为了有体力行军,我渐渐地也能接受这种味道特殊的食品。只有学会了品尝藏胞的酥油佳肴,才算考验合格,通过了吃的这一关。
    其实奶油就是精炼的酥油,藏胞将酥油与糌粑面混合在一起,用手不停地揉搓成小长条状,直接拿着放入口嚼着吃,再配上一碗酥油茶,真是香而不腻。酥油营养丰富,热量高,能增强体力,耐缺氧,无论行军或工作在西藏高原,进食酥油食物对健康都是有益的。酥油是藏胞的主要食品,所以一般青壮年的藏胞都很强壮,体质极好,能耐高寒、耐缺氧、能爬山。一个青壮年的藏民,不用别人帮助,可以宰杀一头威猛有力野性难驯的牦牛,也不需用绳索捆绑,只用一只胳臂抱住牛头,随手抽出快刀割断血管,无论这只牦牛怎样挣扎,藏民稳如泰山,纹丝不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剥皮、开膛、处理内脏等一系列屠宰工序。
    当年我还听说,藏族婴儿刚产下就全身被抹上酥油放在屋外,任其经受考验几天,存活不死就是好孩儿,藏族小孩也健壮勇敢。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我们行进在一座大山,穿过山中的一片原始茂密树林,我骑在马上,抬手就可以採摘到树上的野果,但不敢乱吃。大队行进在一个小湖边,也很少看见有房舍,突然从树丛中传出一阵赶牦牛的吆喝声,我回头望去,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大约年龄不足十岁的健壮男孩,扬鞭赶着他前面的牦牛。当时我非常惊愕,在这荒原野岭,居然有个小孩在赶牦牛,他不怕野兽?不怕走在寂静无人迹的山上?她的家人就这末放心?勿庸质疑,这个高原农牧区藏族男孩,是吃酥油糌粑成长,才具有这样健壮勤劳勇敢的体魄。
    我听一个从川藏路进藏的老兵讲,进藏部队在出征前,给每人一碗酥油茶,必须喝下。炒菜也是用酥油。部队供应不上粮食时,陷于饥饿困境,战士们就挖野菜,发现野葱野蒜如获至宝,也捕地里的老鼠充饥。他们虽有专职的厨司,但也常吃夹生饭。在中途, 部队少数战士负重过劳累,也有饥劳昏倒雪地,再也未醒过来。马匹饿死、累死、摔死也很多。幸运的是,由于我们卫生队人数少,不是大部队,沿途在藏胞家,容易补充到少量所需粮草,同时宣传民族政策,获得藏胞理解合作。吴昆负责的后勤小组,他们几人也很尽力,只要能买到粮草的地方,就购进一些酥油糌粑和马匹的杂粮草料,所以我们从未断过粮,每天还能吃上一顿热饭,马匹也少有因饥饿而倒毙的。
    我们有时一天爬不完一座山,无论是走在半山腰或山脚下,午后三四点钟就得地停下安营扎寨,人马宿营休息。
至今难忘一次我们住破庙的经历,那是行军到嘉黎镇时,见路边有一座残垣断壁、无门的房子,进去一看,只见屋内供奉着关帝爷,两旁竖立着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各种判官小鬼,屋内满布灰尘蛛网。队长决定在这个关帝庙留宿,大家将屋打扫干净,铺垫于地,可是有几个小女队员叫嚷着害怕,不愿住进去,但这总比在荒野里搭帐篷更能避风雨,经说服,她们几人被安排在大家的保护圈内,才放心安静入睡。夜里,有的睡在供桌上,有的睡在桌子下。我不怕鬼,睡在靠近门边的地方,夜深人静正熟睡时,我突兀感到一阵动物脚爪奔跳过我的被子,我吓得心惊胆颤,赶忙拉着棉被将头蒙住,再也难眠,直至凌晨大家起来,紧张的心情才平静。至今我不知它是野狗、野猫,或是可怕的狼?次日也未听到别的队员说受过畜牲的干扰,我不好声张,只好当作一次野外宿营的恶性遭遇,留在记忆中。
    西藏高原地表离太阳近,7~8月,夏日阳光放射出强烈的紫外线,撒在行军路上,我们一个个被晒得脸手黝黑、皲裂脱皮,加上多日行军生活缺氧,少新鲜蔬菜,营养不足,我们的队员多已脸色青紫,口唇干裂,鼻孔流血,指甲凹陷。这些小毛病已不足为奇,更有甚者,女队员有痛经,例假时粗劣质纸磨破大腿,仍带着伤痛行走,从没有听见有女队员为此哭泣。我们很难每天能做个人脸手的清洁卫生,想洗脚洗头也难,洗澡更是不可能,一身风尘汗渍,近两个月行军,满身汗味,脏兮兮,从没有洗过一次澡。有时偶遇河流,喜出望外,才得以搞搞个人清洁卫生。但高原水都来自冰雪融化,看着虽然清澄,却冰凉沁入肌骨,难于较长时间忍受,也只是马虎洗洗手脸算了。偶尔到宿营地后,燃料虽供应困难,也烧些热水让女队员奢侈地享受洗脚洗头发用水,渐渐大家也习惯了这样的“不讲卫生”。一身棉衣一身汗,也未生“革命虫(虱子)”,一直坚持到拉萨才得以彻底大清洗。有时女队员因例假需换纸或尿急,就选个树后或石后的地方,女队员围成人墙,就地换纸和 “随地大小便”,实属无奈。
    在宿营中我们很注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有一次宿营在一个山脚下的平台,离我们帐篷地不远处有个小村,零星散落着几户藏房,有三个队员顺便走到村庄附近看看,发现有一家门前挂着哈达,通过翻译才知道这家有个产妇,已经一天多还未分娩,痛苦不堪。挂哈达是不让人进门,她们三人经过翻译,对这家人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可以帮产妇平安分娩”,藏胞勉强才让她们三人进屋。进去后,她们看见在暗黑的羊圈里的一个角落,产妇正蹲在肮脏的地上艰难地在生孩子,经过三人的努力,产妇终于平安分娩,男主人非常高兴,感激得流泪。她们回到营地谈及此事,大家才知道,这是我队行军中接生的第一个藏族婴儿,她们三人受到全队的鼓掌表扬。
    旧西藏生孩子的落后方式,产褥热感染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很高,原因之一,是因为女人生孩子被认为是“污秽”行为,只能在牛棚、羊圈、马厩、帐篷里分娩,而且只能在地上。比较好的人家,还能在地上铺上一条氆氇或一层柴灰,有的什么也不铺。婴儿出生时,也是由产妇自己处理,用普通脏剪刀剪断脐带,用羊毛绳捆扎。我还听说有的产妇分娩时,将长头髪吊在门框上,利用地心吸引,助产妇用力向下分娩,真是骇人听闻。
    一次在午后宿营中,太阳西下,夕阳余辉映红了天,与绿色山峰相辉映,景色十分壮观。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欣赏美景时,天色变暗,电闪雷鸣,狂风刮起,大家急忙跑回帐篷里躲避,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声,冰雹袭落下来,打得帐篷东倒西歪,有的被打了很多小洞。不一会儿,雨住雹停,天空晴朗,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天空,大家又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只有在西藏高原,才能见得到这种天气多变的奇观。

    遥望布达拉宫
    我们不断地走啊,爬啊,已经不记得翻越了多少雪山,走过了多少荒无人烟的峡谷,感觉总也走不到我们目的地。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有的队员脚底已磨出了水疱,口唇干裂,大家仍是继续行进。凡是有伤痛的同志,都能得到同组队员的关心照顾,大家从不叫苦。特别是可爱的小队员们,她们一路上发扬团结互助精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从宜宾卫校毕业的小护士,年纪也不过17岁,是一个思想单纯,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她说话举止有着男孩子的爽直,肯助人,说话还附带手势,表情很可爱。作为组里的团小组长,在组里她最累,每到宿营地,搬运马被套铺在地上,她总是让别人先躺下休息,组员间因小事賭气,她会去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但也有小队员不免有些急躁,总问王德祥队长:“到拉萨还有多远嘛?”队长很耐心也很风趣回答说:“你们看见布达拉宫的金顶,就快到拉萨了,那里的同志正排着队等着,热烈欢迎我们哩!加油走吧!”队长知道很多队员喜欢跳交谊舞,还很风趣地逗笑说:“到拉萨后他们还组织舞会,让你们跳个够。”在队长热情的鼓舞下,大家高兴地笑起来,打破了行军中疲惫得无言的沉闷气氛。大家也知道,我们正行进在通往拉萨的最后路程。
    大家很想快到太召,有句口头禅“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听说阿沛•阿旺晋美的家乡是太召,我们将要   在那里经过和留宿。大家都以为太召离拉萨不远,一定是个不错的地方,走进了才知道也就是个小小的村庄。1951年进藏部队在此地顺利地补充了粮草,所以有人说:“想太召,盼太召,到了太召有粮草”,但又有人说:“想太召,盼太召,到了太召太糟糕,”逗得打家哈哈笑,大家在路上经常说笑话逗乐,彼此叫着绰号,偶尔唱起歌,打破行军中的疲劳。
    8月的太阳光芒洒在雪域高原,更显得西藏风景绮丽宁静。我们过了太召,到达工布江达境内,这里是山麓下的一片宽阔大草原,地势低平,已无缺氧的呼吸困难,前行时突然传来一阵惊喜的叫声:“啊!你们看前面!那是不是布达拉宫?”随即,大家都翘首朝向前方遥望,远远的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灿烂夺目。大家振奋不已,欣喜至喜极地说:“终于看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了,离拉萨不远了,我们就要到拉萨了!”在兴高采烈中,大家忘了安全,加快了速度,有队员甚至兴奋地快马扬鞭奔跑起来。瞬间不幸发生,一个小队员的马搭套繮绳突然断裂了,连人带着马被套,一起从马上狠狠摔下,昏迷不醒。我骑着骡马走在队伍后面,忽听前面呼喊:“队医孙幼芳快来,向迪芳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立刻驱马前去,可能此时老马也累了,就是不听指挥,不但不跑反而左右晃起来,急得我不断回应:“我来了!我来了!”其他医护也赶上前去救治。只见小向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我立即指压她人中穴位,队护擦去她口里白沫,不断呼唤她名字。因当时我们没有氧气和药,也无更好的其他办法,只能静静地护理着她,让她慢慢醒来。其他队员再接再厉,向着那最后的目的圣地——拉萨,坚定地再前行!
    经过4个月漫漫艰苦行军路,8月25日我们这些年轻人到达拉萨河畔,全队分批乘牛皮筏子,渡过清澈碧蓝的拉萨河(这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受到岸上西工委组织部长白云峰、卫生科长刘恩沛、拉萨人民医院领导苏流、张林和雷六军等的迎接。
    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终于胜利完成行军任务,到达拉萨。
    经过近4个月漫长而艰苦的跋涉,8月25日,我们这支来自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贵阳等地的中央赴藏卫生工作队来到拉萨。定定心心地吃了一顿饭、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后,我们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再不用睡在帐篷或破庙里,也不用担心狂风暴雨和野兽袭击了。
    当时,拉萨在我心里是一个神秘的城市。在这个由藏式三层小楼改建的拉萨市人民医院小天地里,我和全院医护同仁一起,日日夜夜生活、工作,同甘共苦,奋斗了近6个年头。

    医疗与统战兼顾
    拉萨市人民医院位于布达拉宫广场东边、拉萨河北岸,主楼结构酷似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在小楼外围的空地新盖了几排铁皮平房,作为门诊室和其他用途。上世纪50年代,医院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医院无电,夜间照明都是用煤油灯、蜡烛、手电筒;每当有急症手术,就看见手术室男护士康定国提着个大气灯在院子里扑哧、扑哧地打气;放射科用小型发电机发电,给病人做透视、拍片;没有自来水供应,只能汲取拉萨河水饮用;也没有煤,只能到牧区购买牛粪作燃料。
    医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药品紧缺。因公路还未修通,大型医疗设备无法运来拉萨,现有的一些简单小型医疗器悈和常用药品,也都是靠进藏部队人背马驮,从内地运送到拉萨来的。
    我记得第一天到内儿科病房上班,走进病房,里面就3张简易的木床,没有输液、输氧等设备管道,连最需要的普通心电图机也没有。作为内科医生的我,就只凭一副听诊器和物理诊断技术,以及个人的知识、经验为病人诊治。
    那时,西藏政治形势非常严峻。医务人员除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一些非本职技术工作,甚至还得担负起轮流站岗放哨、维护医院和病人安全、保障医疗工作正常进行的任务。由于还遭受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封锁,我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困难,医院就成立生产队,全院职工参加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我们每天劳累在医疗、站岗、生产的战线上。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后,派驻了进藏部队。当时,毛主席向进藏部队指示,进藏要做三件事:“做生意,看病,统一战线”。西藏工委据此制订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要求我们医务工作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事故,以免造成其他工作的被动局面。
    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方针,灵活掌握。在开展为藏族群众看病的同时,尤其注意对上层人士看病,逐渐扩大政治影响,最终树立“金珠玛米”(解放军)的良好形象。后来藏族群众把18军的医务员誉为“新汉人”和“菩萨兵”。
    我们的医疗工作也逐渐被高僧、贵族们认可,他们请出诊,我们是来者不拒、随请随到。白天出诊三人行,即医生、藏语翻译(通司)、带枪警卫员,有时晚上增加1~2名持枪警卫,出诊远地和寺庙多由男医生承担。
    记得到拉萨不久,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患大叶性肺炎,病势凶猛,高热41摄氏度,昏迷不醒,经打挂(占卜)已宣布无治,准备后事。他们中有人提出,让解放军医生试治一下,于是,张学彬院长带着几名医护员去庙里治疗。经治疗后,很快控制了病情,高热消退,神志清醒,几天后病愈。患者十分感激,要求合影留念。
    有位拉萨的中层人士,枪走火伤及头部和左眼,大出血危及生命,被抬到医院,经外科抢救后,虽然左眼失明,但生命得以保全。患者因此感激不尽,坚持要表示感谢,医院只得安排开大会。会上,患者向毛主席和医院献哈达。
    我曾为一个财富不多、名望不大的小贵族看病。当时他因咳嗽、咯血、低热数月来门诊看病,经检查确诊为右肺结核并发空洞,服药不能控制咯血,第二次再诊时,除药物外,我给予气腹疗法,压缩病灶。后来我出诊多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不能做胸部透视,每次出诊我都带着注气仪,认真查体,再根据病情小心翼翼地往腹腔内注入适量空气。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患者咯血得到控制。他全家感激不已,硬要送我礼品,我婉言拒收。
一般给贵族看病后,他们有时会馈赠重礼,如照相机、进口手表、高级衣料等,我们都是婉言谢绝。遇他们执意要送,拗不过时,我们就只好带回医院,上缴国库。

    参与疫情防控
    1952年,拉萨市天花流行。
    那个年代,拉萨市最多的疾病是传染病。在内地已绝迹几十年的天花,在雪域高原却肆虐流行,而且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的多是贫苦百姓。一时间在藏胞中,谈此病色变,非常恐慌。
    我们去后即加入到防治工作中。拉萨贫民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一些简陋的帐篷,有的甚至只用几块粗牛毛毡搭成一个围子,遮风挡雨。在帐篷内外,处处躺着满身满脸都是脓疱疹的患者。有的小孩高烧、昏迷、咯血痰、尿血,全身皮肤出满疱疹;有的成年人除高烧、疱疹外,还有严重的头痛和呕吐。这些重病患者多数最后死去。在拉萨的街角巷内,也有躺在破被褥里、满身都是脓疱疹奄奄一息的患者。因藏族民俗,病人死在家里不吉利,所以在病人重病不治等死前,家人将他抛弃在户外。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我们进藏人员都接种过牛痘疫苗,西藏大部分贵族、僧俗官员也接种过牛痘疫苗,因此,对天花并不感到恐惧。我们到后,给当地藏胞普遍接种,牛痘疫苗不够时,还紧急从印度和内地购买大量牛痘疫苗,尽一切努力给藏族同胞接种,终于使天花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我们尽力做到不遗漏一人,反复耐心动员拉萨市民前来接种,影响迅速扩大,每天有很多人排长队等待接种,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在拉萨地区消灭了天花。
    1953年~1955年,拉萨市斑疹伤寒流行,我们在内科门诊用小量金霉素,口服给药,就控制住了病情。这大概是因为藏胞世世代代未接触过化学药品,对这种药物特别敏感,因而治疗非常有效。
    针对内科门诊病人多是传染病的情况,1956年,我们又给藏胞普遍接种了霍乱伤寒混合疫苗、白喉类毒素,加上以痢疾为主要目标的防疫工作,门诊的传染病也就相应逐渐减少了。
    (作者系西藏民族学院退休老师,曾在该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兼任医疗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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